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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检察长出席法院司法委员会:打破控辩学术争议的平衡是困难的|执行意见|司法委员会|总检察长

    原标题:司法部长出席法庭审判委员会:打破控辩平衡,学术争议难以解决。2018年12月初,文章《司法部长出席河北省彝县审判委员会,突出监督有效性》两篇。《无罪判决到有罪判决案件》由彝县检察院威信公署公布后,打破了法律界朋友的圈子。根据该条,彝县检察院检察长于2018年7月27日和8月24日两次出席彝县法院审判委员会,就法院打算作出无罪判决的两个案件发表监督意见。经过讨论,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总检察长的意见,分别在两个案件中作了定罪。在中国,司法部长出席审判委员会是一个已经存在60多年的法律制度。这意味着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出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会议,发表监督意见。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制度的适用并不多。用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张建伟的话说,“这条规定实际上是一条冷条款,甚至在很多地方也是一条被遗忘的条款。”在许多法学家和律师看来,总检察长出席审判委员会势必会破坏刑事诉讼的结构,使其难以执行。将起诉与审判分开,以中和审判,以平等起诉与辩护,并干扰法院管辖权的独立性。彝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杜玉波,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甚至提议在2018年修改法院组织法之前删除该条款。但是,经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18年10月26日第六次会议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仍然保留。同日,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又被重新增补。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这一制度似乎正在复兴。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院顾永忠教授是主张废除审判委员会总检察长制度的学者之一。2017年初,在研究和修改《法院组织法》时,他发表了《应当废除总检察长出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制度》一文。他说,审判委员会的会议应该“完全保密”。总检察长的出庭作证和意见,打破了司法权与检察权的界限,客观地干预了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同年5月,中国法学会还就《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举行了专家研讨会和立法专家协商会议。参加讨论的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千红说,学者们要么建议废除健全的制度,要么主张进行调整。事实上,早在201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开始着手修订这两部法律。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官方网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政司法委员会负责研究和修订,并多次与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法律办公室联系和咨询。尽管“十八大”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直强调立法,但中国的立法和体制修改往往具有部门主导的特点。例如,检察院参与了《检察机关组织法》的修订,从草案的修订到立法专家的协商,包括我们参加的立法专家协商。秦乾红对记者说:“至于法院制度,不一定要支持这个制度,但是没有明确表述。”虽然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沟通还没有公开,但在2018年6月11日,也就是修正案通过前的四个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了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42次会议。根据最高检察官的官方声明,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首席检察官首次出席最高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8年10月26日修改并通过《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时,不仅保留了前者的有关规定,而且保留了前者与出席审判委员会的总检察长的有关规定。删除40年后,又重新添加。同时,全国各级检察院都实行了最高检察要求。《新京报》记者对最高检察院“大检察官出席审判委员会会议”这一话题进行了梳理,发现截至2018年11月,31个省级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了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在张建伟看来,这一制度已经被重新激活,或者与侦查权的调整有关。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从属职务犯罪等案件的侦查权被赋予监察委员会。为了扩大监督渠道,检察院把注意力转向首席检察官在审判委员会中的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检察制度非常重视检察长出庭制度。他在《北京新闻》中告诉记者,中国首席检察长出席了苏联审判委员会制度,“最初是为了确保检察机关司法监督职能的实施”。早在1954年,《检察机关组织法》就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当出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会议,对审判委员会的决议有异议的,有权向常务委员会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检查和治疗。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权参加本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法院组织法》同时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审判委员会……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有权出席。《检察机关组织法》第一作者王桂武,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秘书长、行政长官。王贵在《检察工作五点意见》中指出,在起草《检察机关组织法》之前,最高检察院以上领导干部专门学习了苏联的有关法律和检察工作经验,在起草第一稿后,还进行了参谋。特德是前苏联的法律专家,如鲁内夫。然而,在1954年《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后不久,各种政治运动来来往往。王桂武在书中说,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检察机关被削弱,变得“可有可无”。文革十年后,国家检察制度中断,相关制度无法实施。直到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79年修改了许多法律,如《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关于检察长出席审判委员会的规定已被删除。虽然《法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已经保留,但是总检察长的“出席权”已经变成了“可以出席”。在顾永忠看来,这一制度已经从“出席权”弱化为“可以出席”。检察机关的组织法删除了相关规定,可以说是“废除”了这一制度。但是,张建伟认为,只要《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仍然到位,该制度的有效性就不会受到影响。1979年以后,检察长出席审判委员会的制度虽有所保留,但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到广泛应用。一位不想透露姓名的检察官告诉记者,首席检察官要么“不愿出席”,要么“审理动议”。南方某市检察院检察长赵乐说:“你认为你想在敌对的环境下发表意见吗?”这是老虎的眼睛。”赵乐属于检察部门。他工作多年,经验丰富。他说,如果没有制度上的要求,“就不会有每个人都在场。”广州律师杨斌在检察系统工作了23年,其中12年从事公诉。杨斌说,他只在2010年处理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时才出席法庭审判委员会会议。张建伟认为,长期以来,虽然《法院组织法》对此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是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例如,不清楚审查委员会何时开会,讨论什么议题,检察院何时以及通过哪些渠道获得相关信息。”2004年,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班子发表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强调“完善人民检察院制度”的重要性。派人出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2010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详细阐述了《检察官基因》的性质、范围和方式。拉尔出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例如,《执行意见》规定,检察长可以参加同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也可以委托副检察长参加。就出庭案件的范围而言,检察长在明确涉及可以宣告被告无罪的公诉案件、可以判处被告死刑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的抗议案件和其他与检察工作有关的问题时,可以在场。据顾永忠观察,《执行意见》发表后,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再度兴起。北京新闻的一位记者询问了各地检察长考勤制度的具体实施措施。经过整理,他发现考勤制度的启动主要是基于法院的邀请,法院经常在委员会开会前三天通知检察院。就出庭范围而言,地方检察院经常突破对检察长、副检察长的出庭限制,检察院公诉部门的负责人和其他具体办案人员也参加。一些检察官认为,尽管梁高在2010年发表了《执行意见》,但司法部长出席审判委员会的制度尚未得到实质性改变。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写道:“由于法律规定的疏忽,机制建设的滞后,学术界的质疑,检察长出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制度的完善和推广,都是不安全的。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法院统计资料显示,从2012年到2014年,县法院审判委员会共调查案件57起,其中检察长出庭3起,仅占5.26%。从具体实施措施在许多地方实施之日起,检察机关对该制度的真正实施主要集中在2018年6月以后。江西省检察院、河北省张家口市检察院、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和其他检察院在2018年8月的官方公报草案中均强调,其检察总署“首次”出席同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打破控辩平衡?在支持这一制度的实践者和学者看来,检察长参加审判委员会是为了保证或更好地履行检察院的司法监督权。因为在中国,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而且是法律监督机关。对此,无棣县法院提出了检察机关监督的内容和形式的建议,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精神,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该是程序监督而非实体监督。无棣县法院还建议,在场的总检察长不得干涉审判委员会对案件实质问题的讨论,而应只监督审判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并在审判委员会会议结束。但是,无棣县法院的建议可能不会得到所有检察院的认可。2014年,《国家检察院学报》发表了东莞检察院检察长刘某的一篇论文。刘翔对2009年以来总检察长参加审判委员会的部分案件进行了收集分析。由此可见,检察长出席审判委员会的方式是精湛的。例如,市检察院的专家、学者兼首席检察长丁建认为,首席检察长出庭发表意见的时间点非常重要。过去,当我们在场的时候,通常是经过司法委员会的审议之后,我们才发表意见。其他人的决定已经决定,而我们的意见很难起作用。因此,下次我出席,在法院承办人报告案件后,在成员发言之前,我将向法院院长发出信号,如果我能首先表达我的意见,院长同意。在分析了我们的意见后,所有成员都认为它是合理的,并在表决时予以支持。丁还参加了一个13年的受害者家属故意伤害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合议庭的法官发现证据不足,并为定罪感到尴尬。丁建将“被害人家属的请愿书”等敏感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提出“被害人家属追捕杀人犯13年,应当认真审理此类案件”。刘某写道,“丁謇采取了一些“仁权并存”的策略,司法委员会最终同意了检方的意见。本文中,丁建以六起案件出席了审判委员会会议。除两起定性纠纷外,审判委员会保留合议庭的意见,其余四起有争议的证据案件由原告无罪处理,审判委员会采纳了原告的意见。”它意味着一些监督,比如法庭是否在暗箱中运作,它是否由成员投票决定,或者记者是否故意省略重要事实。但重点不在于此。通常,这方面没有问题。丁謇主张“最重要的事情是澄清起诉理由和依据,反对分歧,与检方交换解释,希望检方尽可能采纳检方的意见。”曾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的陈建平rt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署名的文章“关于总检察长出席审判委员会的合理性的问题”。他认为,这一制度违反了审评委的“秘密审查”原则,使审评委成员“更加忧虑,更少独立”。陈建平还认为,当检察长出席审判委员会时,被告不能出庭,这打破了控辩平衡。许多律师和法律学者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法庭上,控辩审判的结构是一个三角形。控方和辩方平等面对,法院在中间作出裁决。中立是正义的根本保证。”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说,基于此,他一直质疑司法部长在审判委员会中的存在。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左伟民认为,参加审判委员会的检察长是运动员,但运动员可以控告裁判员。但是赵乐认为,当检察长参加审判委员会时,他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么强壮,而是“一场非常微妙的游戏”。我们的检察院也很痛苦,许多同志参加后常常感到不舒服。他说,法院有时发现维持一审判决的理由不合理。尤其是司法责任制度建立后,问题更加明显。例如,从法院的角度来看,我百分之九十九确信这个人会被定罪,而不是百分之十。我不负责定罪,但我已经定罪,一旦定罪变更,我会被通知并起诉。”赵乐说,本案中,检察院长出席审判委员会传递检察机关的声音,并从检察机关的角度看待问题,“最终决定仍在法庭上。”在采访中,许多学者和检察制度中的人提到了检察院的压力、无罪开释率及其对首席检察官出庭制度的影响。在杨斌的记忆中,工作多年的地区和市级检察院对无罪开释率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法院很少审理案件。”每年人大开会的时候,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会说今年有多少人被起诉,定罪率几乎是100%。杨斌说,对于检察制度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如果对于检察官本人来说,无罪判决的比例相对较高,是很丢脸的,而且会受到专业能力的质疑。”几位法律从业者说,多年来,检察机关都把无罪判决率列为绩效评价指标,这是重要的推论之一。对。2005年,最高检察院制定了《检察机关审理公诉案件的评价办法(试行)》,要求省级检察院审理的案件的无罪开释率不得超过0.2%。随后,全国各级检察院制定了量化的绩效考核指标,其中无罪判决率、撤诉率、不起诉率、抗诉成功率和纠错率的考核非常普遍。河南省许昌市检察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法院绩效考评制度规定,如果发生无罪判决案件,不仅应当取消检察官个人评价的资格预审,而且应当追究其责任。不仅检察官,而且检察院作为一个整体,都应该由上级进行评估。湖南省湘潭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钟金曾写道,多年来,“定罪率”一直是困扰检察院检察部门的一项审查项目。在许多地方,它在绩效考核中扣除了大量的分数,甚至有一票被否决。绩效考核的排名涉及个人晋升、部门考核和奖金。在高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评价中,绩效考核的排名也与检察院领导干部的绩效密切相关。因此,全国检察机关对各级法院可能作出的无罪开释决定十分警惕。”张建伟说,对于可能被开释的案件,法院有时会事先将信息发送给检察院。许多检察院知道后就撤诉。“作为前检察官,杨斌认为这种过分追求零无罪率的做法是非常不正常的,检察机关有时将证据有问题的案件拖到最后。”这就像一个人上高速公路后不能转身,不能停车,不能直走。”所以在检察院起诉的案件中,检察长出席了会议。你认为他会说什么?他是原告,希望法院支持他的主张,因此他的立场是不言而喻的。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左伟民认为,现行的总检察长出席审判委员会制度需要一定的平衡,例如,总检察长可以参加审判委员会,但不涉及个别案件;或者检察机关可以出庭作证。开展真正的法律监督。北京商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毛立新认为,根据控辩平等和中间判决明确的要求,如果检察长能够出席审判委员会,必须允许被告的代表和辩护人同时参加,以便双方都能陈述自己的观点。WS。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对此表示赞同.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但我认为可以考虑。由于这一制度,法律监督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现在我们应该考虑在实践中如何弥补。王文秋,《新京报》记者、责任编辑:王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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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属知道我是一个靠谱的人。后来,我就让合伙人家属面试我。就这样,我的两个创始合伙人汤鹏和杨芸相继加入,再后来有了COO(首席运营官)、CFO(首席财务官)、CMO(市场总监),然后他们带着各自的团队加入,易到的“骨架”算是搭起来了。回过头来看,那时候别人对你的信任,都应该报以感恩之情。易到有了团队,有了App,一步步从0走到0.1、0.2……直到2011年8月易到拿到第一笔融资,有了第一次起步,我们在市场上做了全面推广。易到要做高端的专车服务,让商务人士随时随地能打到专车。我曾经描绘过一种理想情况,不管是在北京的CBD(中央商务区),还是在新疆,在西藏,只要用户叫车,易到就能做到接单。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仅没有做到100%接单,易到的订单量也远远没有达到预期。那个时候,我甚至怀疑过做这件事情的靠谱性。2012年春节,我和好友连长(航班管家创始人王江)喝酒。我问他:“你说我做的这叫什么事儿?”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又问他:“要不换个方向试试?”他说:“那就试试呗。”那就试试吧!2012年痛定思痛后,易到调整了方向,重新起步,抛弃了早期的POS(销售点)机,采用App绑定信用卡,从时间计费改为时间/路程计费直接面向C端。这次变革让易到形成了完整的交易闭环。不久,易到又有了第二次突破:2013年,战略投资方携程入股易到。所以,从2012年到2013年年底,易到过了一段好日子,有了稳定的获客来源,还一直保持着80%的市场份额。《创业维艰》的作者本霍洛维茨曾用这样一句话总结他的创业时光:“在担任CEO的8年多时间里,只有3天是顺境,剩下的8年几乎全是举步维艰。”好日子不长,行业就出现了新的变局,DD和KD相继从打车业务切入。即便这样,我们依然认为自己把握得最准,觉得网约车是一个小众市场,易到提供的就应该是一个高品质、差异化的服务,而且在中国挑战出租车行业政府管制的体系是不可行的,所以一直以来易到做打车业务是三上三下。2014年,移动支付把打车当作前沿阵地,巨头的加入让打车市场迅猛加速。即便这样,公司C轮融资的时候,我们本有机会拿到非上市融资里面最大的钱,但我们没要。没过几个月,那笔钱就到了竞争对手手中,这导致易到在之后的补贴大战中过得很悲惨。一年后, O2O(线上到线下)行业迎来史无前例的补贴大战,早期我们的做法是决不参战。那时候,我们不喜抄袭,不好价格战,对手做我们就不做,觉得政策不会允许这样打下去,结果教训很惨痛。完美的轮子,就是没有带缺口的轮子跑得快。竞争对手巨额补贴背后的窟窿,不仅被一轮接一轮的融资填补,还收获了大量用户和庞大数据。等到加入后,易到已经缺失了一大块市场份额,而资本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打下去,彼时已经跌落到DD之后。回过头来看,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差异化服务、会员体系、强有力的资源,这些都不如流量和价格战。仗已经打不下去了,那会儿我还带着团队坐火车去了延安,寻找精神的力量。但精神无法在短期内转化为物质。在这场200亿的烧钱大战中,形势急转直下,这才有了LS与易到的结盟。2015年10月起,LS启动了对易到的并购式投资。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 一方面觉得公司终于有救了;另一方面,作为创始人,签字交割的那一刻,心里知道公司从此不是自己的,但还需要继续为它的前途和命运担心,继续守护着它。有很多人都问过我,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选择LS?放在那个节点上,我没的选。但当时的我一定是做了我认为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回望过去,有很多地方值得反思。某种程度上,LS的入局确实让易到有了一丝喘息之机。2016年,在很激进的方式下,易到得到了阶段性的改善,但是也埋下了一颗毒瘤,以至于这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备受舆论关注的事情。其实,并购没多久,LS团队就入主易到,对易到董事会和管理团队进行了相应改组,公司控制权逐步落入他人之手,我和原始合伙人相继退出管理层。后来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易到受到牵连,再之后,我和合伙人正式辞职离开。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一个创始人眼里的〈师父〉》。这两段从南到北的创业经历,就像电影《师父》中南派宗师陈识想要立足天津开武馆,在各种规矩和复杂情势面前,他也许认为时不我待,也许急于求成,但在离开北方的火车上,他依然怀抱着希望。于我自己而言,从传统行业到互联网创业,有别人口说唱韵脚_看点资讯网中少年得志的时刻,也有行业开拓者的标签;有安然挺过竞争的时刻,也有竞争对手从小蚂蚁长成大象让自己无法喘息的时刻……总之,不管是民企野蛮生长的灰色时期,还是残酷的互联网创业屡屡打破规矩之时,创业的20多年,我都经历过,因此认为自己创业经验还算丰富。但是,易到这一段让我严重受挫,我产生了极大的自我怀疑,甚至认为自己很失败,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什么也没做好,尤其是以前觉得自己至少在战略方面还是不错的,可是易到的经历甚至让我怀疑自己的战略能力是不是最差的。也许易到这件事让我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实际上内伤特别严重。那种失败和过度否定自我的情绪始终笼罩着我,这促使我停下来,想好好地想一想创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领导力是怎么一回事儿……突然有一天我开悟了,觉得自己接受了失败,我一下明白,要想重新创业,首先要从学习失败开始。我既不满足于自己过往创业经验中的认知,也不迷信权威,不是赶紧找书看创业到底是怎么回事,而是从自我的经历中进行了一个很深度的向内的自我反思,试图走出20多年创业认知的局限,然后形成自我的充分思考,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起源。我们如此恐惧失败重新理解创业,首先是从如何理解失败开始。还记得湖畔大学创办时,他们找我沟通,说湖畔大学专门研究失败,这句话非常打动我。我一直认为,成功其实没什么好学习的,因为成功者所具备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一切都难以复制。相反,我隐隐约约觉得,学习失败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学习失败,怎么学习失败,从中学习什么?对此我似乎一直没有找到清晰的答案,即便在湖畔学习的这几年,我们也从来没有完全真正系统地学习失败。中国人总是忌讳谈论生死,一说起死亡就避而不谈,觉得晦气。同样,一个人或者一家企业的失败,也一样避而不谈,大家认为只有loser九公山长城纪念林_被打屁屁视频网(失败者)才会天天把失败挂在嘴边,大多数人只会谈论成功,学习如何才能成功或者更成功。在中国,就是这样一种成功动机过剩的氛围,我们特别崇尚和追捧成功,追随一切当下最红的公司、模式、热词,我们的眼中只会聚焦那些成功者。和成功的待遇截然不同,这个社会又如此厌恶失败、鄙视失败。我们耻于谈论失败,甚至会讥讽一切失败的现象、失败的人。我们经常冷眼看着一家面临崩盘的公司走向灭亡,然后说:“我早就知道如此,你看,应验了吧?”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大家对待失败大抵都是这般吃瓜群众的心态。我们如此鄙视失败,却唯成功马首是瞻,追随到底。成功者走在前面,证明了自己的模式和方向是对的。于是一些人开始抄袭他们的商业模式,模仿他们演讲的风格,甚至开始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幻想着做同样的事情也能成功。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下这种“唯成功至上、厌恶失败”的环境最后让我们变得怎么样了。它让我们放弃了独立思考,放弃了真正的创新和探索,只敢去追求成绩,没多少人敢尝试,成功了还好,一旦失败就会被别人看不起,然后就陷入自我否定、内心无比焦虑的状态。我们不妨跳出这个环境,换个角度重新思考,从中你会发现美国创业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失败的宽容。而且这种宽容,不仅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创新,反而鼓励了创业者尝试和冒险,极大激发了创新。中美对待失败的差异我在中国创业二十多年,也去过美国很多次。近十年惠龙集团_洗浴管理系统网来,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从经济总量上来计算,已经快速接近美国,在不远的将来甚至会将其超越。这两个国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不是经济上先进和落后的差异,不是开放和混沌的差异,而是中美创业创新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最核心的表现是对待失败的态度。迎泽区教育局_张家界宾馆网没有人会乐于失败,但是我们会看到,在美国人们会以平常心态谈论和面对失败。埃隆马斯克固然把创业形容为“一边嚼着碎玻璃一边凝视深渊”的残酷过程,因为确实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然而,在三次发射火箭失败之后,他仍然获得了第四次发射的机会。这一次,他成功了。也许大家是因为他成功了,才对他前三次的失败正眼相看,但很多时候,失败就是一种常态。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醉乡民谣》,记录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谣浪潮中的一位民谣歌手。导演科恩兄弟没有刻意地讲述一个励志的故事,就是从开头到结尾一直在“折磨”主人公,总是让他经历“演出—收工—挨揍”的循环场景。主人公身边围绕着各种在他眼中低俗得不可理喻的表演者,却一个接一个地获得成功,但是他自己因为性格上的不谙世事和艺术上的不肯妥协,最终也没有出名。可是他放弃了那样的追逐,坚持做自己心中的艺术,因为那是真实存在的。即母亲节资料_led视频网便他没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导演还是给出了这样的关怀:“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浪潮的一分子。”因为在民谣浪潮中,他的存在必不可少。我们再去看历史好了。在硅谷博物馆大厅的某个角落,摆着一台硕大的机器。因为外形古旧,甚至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用的。看机器旁边当年的广告画和简介说明才知道,这台像商用复印机那么大的机器,竟然是最早的家用计算机,放在厨房里,供家庭主妇们记录菜谱之用。可想而知,这么不实用的家伙的确很难风靡,很快便销声匿迹。再拐一个弯,就看到施乐实验室开发的家用电脑,也是因为成本过高,功能过于简单,失败了。再拐两个弯,是第一代上市售卖的苹果电脑。在乔布斯手里,它开启了一个时代。我们看到在大厅里展示的许多硬件和机器,在当年根本就不是什么成功的发明,更不用说赚大钱了,但就是这些发明,打开了一扇窗,启发了后人的智慧和热情。这中间,你不过拐了两个弯,将近20年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而前人“失败”的点子终于在后人手中“成功”。硅谷的商业文明正是在这一代代人的努力探索中向前。而现在,我们又开始谈论,苹果公司是否已经丧失了创新的活力,那下一个数字英雄会是谁?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回溯科技史,我们发现推动行业发展的产品,并不全部都是成功的,失败在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正是那些失败的产品成为革新的养料——失败的尝试也是历史中群星闪耀的时刻。这样一看,所谓的失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这是失败对于我们全社会的价值。如果一个社会还在耻于谈论失败、害怕失败、排斥失败,只崇尚成功的话,我们不太可能有探索意义上的创新。所以,如果你希望这是一个创新的国度,一个创新的社会,那么我们必然需要重新定义失败,重新理解失败。失败是一种宿命有很多人问,学习失败,是为了避免失败吗?我觉得恰恰不是。创业就像跳高比赛,如果以探索和挑战为终极目标,那么失败就是一种必然的宿命。当你知道失败是创业的宿命的时候,就会全然地接受失败,才会有一个要从失败中去学习的心态。你可以成功地攀上一个高峰,让所有人为你欢呼;你也可以就此谢幕,自此离场——但如果你想不断攀越更高的山峰,跨过人生的极限,从终极意义上讲,你的宿命就是失败。在20多岁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我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当时我聊以自慰地说:“这太好了!在年轻的时候,付出这么小的代价,能犯这么多的错误,学到这么多的东西,以后我就可以避免犯这些错误了。”可是在后来不断创业的过程中,我还是不断在犯错,有新的错误,也有老的错误。后来我才发现,错误和失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我们学习失败的真正目的在于,面对它,接受它,解决它,放下它,然后从中成长,让自己以后生活得更好。于是我总结,学习失败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坦然面对失败、接受失败、解决失败、放下失败,而不是避免失败,因为任何人都避免不了。失败几乎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拒绝失败,就是拒绝生命本身。这也是失败对我个人的意义所在。那么,到底什么是失败?我问过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在你过去的生涯里,有没有什么失败的时刻或者失败的感觉?我发现每个人或者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至暗时刻”,奇怪的是当我们在谈论一家已经消亡的公司时,会认为它是一家失败的公司,会像智者一样去点评,大说特说它曾经犯过怎样怎样的错误。但是,假如回到10年前,回到它所处的那个辉煌的时代,我们还会想到它的失败吗?好像很难。最近一次,我又跟朋友们一起讨论失败这件事。某个手机公司,它推出了一个低端系列,被认为是一个败笔,因为这个系列极大地伤害了品牌本身。但反过来想,如果不做低端系列,它会有这么大的用户量吗?它的商业模式能成立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也没有绝对的成功和失败,更没有绝对的强大和脆弱——无论从得失的角度还是时间的维度,都是如此。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开篇就借渡边之口讲,死不是生之对立,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我想,失败和死亡一样,失败也不是成功之对立,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失败甚至是成功的一部分。人性中对死亡就是恐惧的,尤其是权力集中的统治者,所以才经常会有长命百岁的妄念,可我们知道生命的常态是死亡,所谓的生不过是瞬间。某种程度上期待长生不老是对生命没有敬畏之心,结果是既没有享受当下,也失去了未来。我们对于生命和失败恰恰需要怀有敬畏之心,要意识到,失败是一种常态,没有企业可以长命百岁,企业的终极宿命跟人的生命一样,会经历出生、成长、青壮年的强壮、中年的瓶颈、衰老直至死亡,关键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世事无绝对,成功无绝对,失败无绝对,活法无绝对。这个时代,我们尤其应该重新理解失败,重新定义失败,重新谈论失败,把失败当作重启我们生命观的引子。倘若把这件事情解决,哪怕只是部分解决,都是我们这些创业者对社会莫大的贡献,也希望我们这样的角色,我们的重新理解,如一种陪伴,对正在创业的你有所帮助。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华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作者: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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